说《千字文》

2016-12-28

说《千字文》   启功


  以“天地玄黄”为起句的《千字文》,名头之大,应用之广,在成千累万的古文、古 书中,能够胜过它的,大约是很少很少的。只看它四字成句,平仄流畅,有韵易诵,没有重字(没有重复写法的字),全篇仅仅一千字,比《道德》五千言这本著名的“少字派”书还少着五分之四。它便利群众,启发童蒙。其功效明显,流传广远,难道不是理所应得的吗? 在它流传千余年的历史中,发生过或说存在着不少问题。有的问题“人云亦云”, “习而不察”。有的虽经人推论,而未得要领,也就“以讹传讹”。

    大约在三十年代初,法国的伯希和氏发表过一篇考订《千字文》的文章,冯承钧先生把它翻成汉文,题是《千字文考》,发表在《图书馆学季刊》中。伯氏着力在周兴嗣这篇《千字文》的撰写过程,并讨论流传各种本子的真伪,对所谓“王羲之书钟繇千字文”进行辨伪,费了很多笔墨。这本“千文”见于明代《郁冈斋帖》和清代《三希堂帖》、《壮陶阁帖》,近数年原卷出现,有影印本。这本“千文”,首句是“二仪日月”,末句题“焉哉乎也”,中间全不成话。伯氏认为它是宋徽宗时人造的伪古物。其实书风还不够唐人,其为凭空捏造,望而可见,仔细考证,心力未免可惜。而其他有关《千字文》的问题,由于着力点不同,反倒未暇谈及。

    我在五六岁时,正是家庭或私塾里仍念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(所谓 “三百千”)的时候,但我只念过《三字经》后就被授读别的书了。接触《千字文》实从 习字临帖开始。既是一字字地临写,就发现了许多异文。如“敕”或“梁”,“玄”或 “元”,“召”或“吕",“树"或“竹”等等,不免发生哪个对、为什么不同诸多疑问。后来逐渐留心有关《千字文》问题的资料,随手摘记,又几经散失,只剩写在一本帖后的一些条。由于借书困难,一时无法再加查阅核对,就先初步写出这篇大纲性的小文。目的只是想说出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。遗漏和错误,自知不少,诚恳希望读者惠予指教。

周兴嗣《千宇文》的产生

在南朝梁、陈(502一589年)这不到一百年中间,忽然有一股“千字文热”,产生过至少四本(只说撰文,不论写本)。

一、萧子范本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:“《千字文》一卷,萧子范撰;又一卷,周兴嗣撰。”又《梁书》 三十五《萧子范传》:“南平王??使制《千字文》,其辞甚美,王命记室蔡薳注释之。”

二、周兴嗣本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著录紧次萧子范本之后,已见上文。又《梁书》四十九《周兴嗣传》:“高祖以三桥旧宅为光宅寺,敕兴嗣与陆倕各制寺碑,及成俱奏,高祖用兴嗣所制者。自是《铜表铭》、《栅塘碣》、《北伐檄》、《次韵王羲之书千文》,并使兴嗣为文。每奏,高祖称善。”又《隋书·经籍志》:“《千字文》一卷,梁给事郎周兴嗣撰。”

三、失名人撰萧子云注本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周兴嗣本后云:“又《千文》一卷,梁国子祭酒萧子云注。”

四、失名人撰胡肃注本《隋书·经籍志》萧子云注本后接书:“又《千文》一卷,胡肃注。”当时还有梁武帝撰的《千字诗》。《陈书》十八《沈众传》:“是时梁武帝制《千字诗》,众为之注解。”又《南史》五十七《沈约传》:“约孙众,??时梁武帝制《千字诗》,众为之注解。”记载这些为的是说明沈众的学识,而不是著录《千字诗》。看《隋书》、《旧唐书》的著录中,都已没有《千字诗》,大约唐代已经亡失无存了。既称为诗,是几言的?其他都称文而不称诗,又为什么?我非常怀疑周兴嗣次韵,“次”的就是梁武帝《千字诗》的“韵”,但这将永远是个“怀疑”而已(记得唐初某类书中曾引梁武帝《千字诗》的零句,现已无暇详检,即使查出,也解决不了这一篇的问题)。如果连梁武帝《千字诗》算上,当时这种千字成篇的作品,就有五本之多了。

以上各条资料中,最不好懂的是“次韵王羲之书千字”。这八个字可以作许多解释,事理上也有许多可能。例如:

一、王羲之写过千个字的韵语,周兴嗣依韵和作;

二、王羲之有千个零字,周兴嗣把它编排成为韵语;

三、周兴嗣撰了千字韵语,然后摹集王书把它写出,象怀仁集《圣教序》那样;

四、周兴嗣次某篇文的韵成为此文,用王体字写出,因而误传为王羲之书,等等。总之,这八个宇,与现传智永写本对不上。智永本上有“敕”、有“次韵”,没有提出 “王羲之书”。如果真是集王羲之字而成,则应写出‘“集”字,如唐人集王书、金人集柳(公权)书,以至集唐句、集杜句等等。问题在于周兴嗣撰、智永写本的《千文》究竟与王羲之书有关无关?次韵二字是编次成为韵文呢,还是依某些韵字顺序押成的呢?

“王羲之书”和“次韵”问题

我们知道,每个故事都是愈传愈热闹。枝叶由少而多,已是普遍规律。《千字文》故事中有王羲之这个角色。除《梁书》外,还有较后的何延之《兰亭记》,载在张彦远《法书要录》卷三。张彦远为宪宗、僖宗之间的人,何氏当在中唐之世。《兰亭记》说智永禅师为王羲之七代孙,还说他“克嗣良裘,精勤此艺,常居永欣寺阁上临书。于阁上临得真草千文好者八百余本,浙东诸寺各施一本,今有存者,犹直钱数万。”不待详细交代,智永所临,当然是王羲之的字,那么智永所临《千字文》中的字样,即是王羲之的字样了。 其次是此后的韦绚所撰《刘宾客嘉话录》:“《千字文》,梁周兴嗣编次,而有王右军书者,人皆不晓其始。梁武教诸王书,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撮一千字不重者,每字一片纸,杂碎无叙。武帝召兴嗣谓日:‘卿有才思,为我韵之。’兴嗣一夕编次进上,须发皆白,而赏锡甚厚。右军孙智永禅师自临八百本”。

日本圣武天皇死后,其皇后藤原光明子在天平胜宝八年(相当唐肃宗至德元年)把他的遗物献给东大寺卢舍那佛,记录的帐簿,称为《东大寺献物帐》。帐内有一段记载“书法廿卷拓晋右将军王羲之草书卷第一(下注:“廿五行,黄纸,紫檀轴,绀绫褾,绮带。”以下各条俱如此式)。同羲之草书卷第二,同羲之书卷第五十七(下注:“真草千字文二百三行,浅黄纸,绀绫褾,绮带,紫檀轴”)。”

所谓“同”,指的是同为“拓”本。这里已抛开了智永,直说拓自王羲之,而归入了王羲之名下。《兰亭记》在《法书要录》中,紧次于徐浩有建中四年纪年的《古迹记》后,则还应晚于《献物帐》。但海外流传,耳治易多。略去智永,抬高声价,原是无足奇怪的。 可见王羲之这个角色在《千字文》故事中不但实有,而且曾霸占了“真草千字文”。于是《梁书》中那条矛盾,就被韦绚大肆弥缝,什么“为我韵之”、“编次进上”,把最费解的“次韵”二字,分别落到实处。但是事情果真就是这样吗?矛盾之处,并未能由此弥缝便得解决。症结所在,实为“次韵”二字,还值得探索下去。

按清初赵吉《寄园寄所寄》卷四《然须寄·诗原》中引《稗史》云:“梁武帝宴华光殿联句,曹景宗后至,诗韵已尽,沈约与以所余‘競、病’一二字,景宗操笔而成。初读此,了未晓赋韵韵尽为何等格法。偶阅《陈后主集》,见其序宣猷堂宴集五言曰:‘披钩赋咏,逐韵多少,次第而用。’座有江总、陆瑜、孔范三人,后主诏得‘迮、格、白、易、夕、掷、斥、折、唶,字,其诗用韵与所得韵次前后正同,曾不搀乱一字,乃知其说是先(此处疑脱‘以’字)诗韵为钩,座客探钩,各据所得,循序赋之,正后世次韵格也。唐之次韵,起元微之、白乐天二公,自号元和体,古未有也,抑不知梁陈间已尝出此,但其所次之韵以探钩所得,而非酬和先唱者,是小异耳。”

《稗史》不知谁撰,其他引《稗史》处有一条记正统间处州生员吟诗事,知其书为明人之作。所引《陈后主集》,张溥、冯维讷所辑本中已不见了。赵翼《陔余丛考》卷廿三 《联句》条亦述此说,但未注出处。

至于“赦”,无疑是梁武帝所赦了。所次之韵,是按梁武帝《千字诗》的韵呢,还是另选韵字令周兴嗣去次呢,就无法知道了。宋人杨亿的《文公谈苑》所说“敕”为“梁”字之误,则纯属臆测,毫无根据。又梁武帝的千字叫作诗,别人的都叫作文,为什么,也无法知道了。

王羲之零字和智永写本问题

周兴嗣编《千字文》既与王羲之写的字有关系,那么是先有文还是先有字?“王羲之书千字”倘若真在撰文之前已有了,又何以那样巧,正有一千字都不重复呢?梁武帝固然收藏过许多王羲之的法书,挑出不重复的,难道恰恰正有一千字吗?其实现在文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不重复的字,而实有不同写法的重字,也有“借字”。摘出如下:“絜”与“潔” “雲”与“云”“ 山 ,“實”与“与“寔”昆”与“昆”在古书中不同的地方,曾被两用,但它们之间并非是截然不同或意义悬殊的两个字。象《易经》里的“无”字,即是“無”字。如引《易经》把“无咎”写成“無咎”,当然算不准确,但一般使用这二字,并没有什么区别。因此《千文》中上举的八个字,实际是不同写法的四个字,并不能算严格的不重复。又“银烛炜煌”的“炜”字,智永写本,真书作“玮”,草书才作“炜”。按“炜煌”的“炜”,应是“火”旁,不应是“玉" 旁,而文中真书部分用了个借字,可见当时王书千字中,实缺少火旁的“炜”;也可看出 所集的王字,是以真书为主,而草书各字是相对配上去的,所以真书借字,草书不借。 哪里来的那么些方便的零字?即使果真是殷铁石集拓,但拓字细细描摹,不能很快办到。 梁武帝要周兴嗣撰《千文》,殷铁石立即能够拓出千字,那只是故事夸张。其实古代对名人法书实有平常编集单字的事,唐韦述《叙书录》(载在《法书要录》四):“开元十六年五月,内出二王真迹及张芝张昶等真迹,总一百五十卷,付集贤院,令集字拓进。寻且依文拓两本进内,分赐诸王。后属车驾入都,却进真本,竟不果进集字。”其古本,亦有是梁隋官本者。”所谓“集字”,当是摹集单字,为了编成备查的“工具书”。宋人、清人编排汉隶单字,明人、清人又曾编排草字,清末人又曾编排楷字,都是查寻各字不同写法的工具书。开元中令集贤院拓进的“集字”,无疑即是这种性质的。又韦述总述唐代内府收藏许多件古代法书,谈到其中搀有“梁隋宫本”(所谓“官本”可能指官藏本,或官幕本)。唐代摹拓法书既承梁隋旧法,集字之法自也未必是开元时始创。令我不禁想到怀仁集王字的《圣教序》,岂非就是得到这类集字呢?这次编集《千文》的活动,如果不是先有了集字工具书,也许即是编集单字工具书的开始。又古人写字并非为后人集字预先准备的,每字大小岂能一律相近,《圣教序》中字的大小基本差不多,可见怀仁在放大缩小上作了手脚。由此也可明白智永写本《千文》,无论是摹(指钩描)、是临(指按照字样仿写),每字大小相同,也必然是经过了加工手续的。怀仁加了工的《圣教序》既可被认为是王羲之书,那么智永加了工的《千字文》 被题为“拓王羲之书”也就不足奇怪了。临王书也罢,拓王书也罢,智永写本的周兴嗣《千字文》应是这篇文今存的最早的本子,是毫无疑义的。

智永《真草千字文》写本、刻本和临本

一、智永墨迹本

流传下来的智永写本《千字文》,距今七十七年以前的人,只见过西安碑林宋大观年间薛氏摹刻本,捶拓年久,风采俱颓。1912年日本小川为次郎氏把所得到的一个墨迹本交圣华房(出版社名)影印行世,后有日本内藤虎次郎氏跋尾,从此许多人才见到一个可靠的墨迹本(图一)(插智永《千字文》墨迹本)。内藤氏考订认为这即是《东大寺献物帐》中所谓“拓王羲之书”“真草千字文二百三行”那一卷(现在已改装成册),所考极其正确。但内藤氏也有被一个字困扰处,即是那个“拓”字。《献物帐》上分明写着“拓”,自然应该是双钩廓填的摹拓所成,而这本笔划,却又分明是直去直来地写成的。保险些,说它是“唐摹”,再保险些,说它“幕法已兼临写”。七十七年前,可资比较的材料发现还不太多时,作此模棱两可之说,也实有可被理解处。

此后几年,上虞罗氏重印此本,后有罗叔蕴先生跋尾,便理直气壮地说它多力丰筋,实是智永八百本之一的真迹。从此时以至今日,智永的书写权愈来愈被确认了。

二、贞观十五年蒋善进临本

敦煌发现的唐初人临本残卷,今藏巴黎,绢本,自“帷房”真书一行起至“乎也” 止,真草共三十四行。尾题真书一行为“贞观十五年七月临出此本蒋善进记”,只有一个真书字和几个草书字与日本藏本稍有小差别外,其余无一不似(图二)(插图二唐贞观十五年蒋善进临本)。在面对原本临写(不是影幕)的法书中,这已是极够忠实的了。重要的是真书“玮”字草书“炜”字与日本藏本完全一样,使我真要喊出“一字千金”了!

三、宋薛嗣昌摹刻本

陕西西安碑林中有一石刻本,为宋大观三年薛嗣昌所刻,其中各字都与日本藏墨迹本相同,有些宋讳字缺末笔,则是刻石时所缺。只有“炜”字真书不作玉旁(图三)(插图三宋薛嗣昌草刻本)。或是薛氏所据底本上所改,或是薛氏自作聪明,在刻石时当做“明显错字”所改,于是也“不出校记”